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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信托張笑滔:日本信托及信托法的百年鏡鑒


  100年多前,日本在日俄戰爭后為引進國外資本建設基礎設施,頒布了《擔保債券信托法 》,在債券發行過程中為接受特定企業資產作為擔保品提供制度基礎。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公司在紐約和倫敦發行債券較為頻繁,如日本電力公司30年代在兩地分別累計發行債券規模超過2200萬美元 和1000萬英鎊 。基于金融市場需求,日本參考了印度信托法以及加州民事法典,歷經多年起草后在1922年正式頒布。彼時,許多日本信托公司 的真實業務其實與信托無關,而是從事高利貸和土地投機,由此產生了監管需要,促使日本在1922年頒布《信托業法》。

  “二戰”后,日本信托發展基本上仍以商事信托為主,主要經營方式為以資金信托形式募集資金,再集中以貸款方式運用于重工業 。貸款信托具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附帶了受托人承諾的收益保證,二是基本由信托銀行 所壟斷。客觀而言,貸款信托類似銀行長期存款,不應是信托業務的主流形態,但其出現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在當時不僅滿足了日本中產階級的保值需求,也滿足了日本企業的融資需要。自1941年第一只證券投資 信托問世,到1951年《證券投資信托法》頒布,之后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貸款信托一直是日本信托業規模最大的業務。但隨著投資類信托與貸款信托此長彼消,貸款信托在2000年前后漸被投資信托取代,相應地,《證券投資信托法》退下歷史舞臺,被《投資公司法 》所取代。

  除上述常規業務,日本商事信托類型還包括年金與員工福利信托、房地產與土地信托、資產證券化 信托等。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日本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仿照美國大力發展以不動產或抵押貸款為基礎資產的證券化信托,但在傳統民法體系下的法律層面,大規模轉讓貸款和應收賬款的過程并非易事。根據日本民法規定,批量轉讓債權需向債務人履行逐個通知義務,法律條款過于僵化;同時構建特殊目的載體的成本也較高,亟待《信托業法》和《信托法》予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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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信托:法理務實,律法明晰

  從法律穩定性角度,一個法律自頒布之日起,在此后的七八十年間未做重大修改變化,要么說明立法質量極高,要么說明立法基本未對實踐產生任何實質性影響。對日本《信托法》而言,較少做出修改的原因則介于兩者之間。《信托法》頒布后,日本信托業務在很長時間內運用場景有限,主要集中在商事信托,且大量實踐集中于貸款類信托,因此對法律制度供給的質和量的訴求均不明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融資需求讓位于投資需求,金融產品 架構從簡單化過渡到復雜化,加上老齡化社會對家庭財產進行規劃的需求使遺囑替代信托的設立日益增加。意味著信托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更多介入普通人從出生到離世的全生命周期。

  以下為日本最高法院受理案例,大致可以看出日本《信托法》為何需要修改。

  1987年,地方政府兵庫縣作為委托人與三菱UFJ信托銀行簽署信托協議,約定將一塊土地交由信托銀行管理,信托銀行計劃在土地上建設游樂場所,同時信托銀行還作為貸款人向該項目進行融資。但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遭遇金融危機,土地價值嚴重貶損,導致信托資產不足以償付融資和支付相關費用。信托銀行清償了債務后,向受益人發起追訴。

  與通常對信托受益人“有限責任”的認識不同,日本最高法院認為,信托設立時所適用的1922年《信托法》并沒有禁止受托人向受益人主張補償和費用的權利,因此支持了信托公司的請求。

  這種對信托受益人的無限責任顯然與當代金融實踐不相適用。到2004年對《信托法》進行修改時,在第48條后特別加入第(5)款限制,即只有在特別約定的前提下,受益人才需承擔信托財產的負債。這種對受益人責任的限制,一方面對受托人權利實施了一定保護,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受托人可能面臨需由自身承擔資不抵債的責任。這也成為在《信托法》修訂后的受托管理型信托業務中,信托銀行作為信托從業機構越來越不愿擔負積極運營職責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不愿意主動將信托資產用于負債經營,以避免由受托人承擔過大風險。

  進入21世紀后,日本對《信托法》和《信托業法》進行修訂時,所涉非常廣泛,包括:① 認可宣言信托,即承認委托人和受托人合一時,信托滿足一定條件下的有效性;② 允許以擔保權利設立信托,目的是便于銀行在批量轉讓金融債 權時對擔保權利進行管理;③ 允許設立遺囑替代信托及連續受益人信托(據日本信托業協會統計,20162019年年平均設立遺囑替代信托16萬例);④ 日本法務省還在討論對慈善信托提出總體法律草案,以擴大受托人范圍,賦予受托人在慈善領域更多權限,引入監察人制度,加強對受托人的問責。

  修訂《信托法》和《信托業法》最顯著的影響,莫過于日本信托的展業范圍開始從商事領域進入民事領域。隨著日本老齡化問題凸顯,日本家事法院對監護、繼承過程中出現的濫用權力問題的判決處理越來越力不從心,家族信托作為隔代財產規劃重要工具,逐漸發揮了更大作用。此時,受托人已不再局限于信托銀行,在不少家族信托個案中,受托人角色即由專業持牌人士(如“司法書士”)輔助下的家庭成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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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思辨:業務變遷,例出法隨

  縱觀日本信托業發展百年,無論商事信托發展還是民事信托發展,都帶有鮮明而獨特的日本特色。就其影響來說,日本信托在制度層面和行業層面對亞洲地區的韓國、中國等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其中,信托業務變遷背后的制度因素,尤其值得我國信托行業 人士深入思考。

  其一,關于信托登記的問題。被我國信托法理論界和實務屆詬病多年的信托登記,在2001年我國《信托法》立法后,迄今依然闕如。信托財產登記與稅務處理密切相關,如果沒有相關配套規定,極易導致出現諸多變異措施,增加信托成本和法律不確定性。日本針對不同財產設立信托均設立有一定配置制度,如《不動產登記法》對不動產信托實行登記的信息要求非常詳盡,為對抗善意第三人,登記信息不僅包括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姓名、地址等信息,還包括信托目的、管理運用方式、信托終止及其他重要要素。

  其二,關于信托受益權是偏債權對人性質還是偏物權對世性質的問題。在中國信托法起草過程中,為解決大陸法系國家司法系統無法全盤對接西方衡平法及衡平制度的難題,我國著名法家江平教授了解到,日本對這一難題的處理思路及方式偏重現實主義,通常以“曲線救國”方式通過受益人的撤銷權對抗非善意第三人的侵奪。實際上,日本對信托受益人救濟性權利中類物權性質的權利,不同時期的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看法。而堅持不斷完善信托法理基礎,不僅使日本信托法律制定更明確,也使日本信托行業對信托的理解更透徹、展業更實際、運用更靈活。

  簡短來說,日本信托法起草之初,信托業主流觀點(如起草人池田寅次郎等人)認為契約是信托設立的最常見方式,因此信托關系與契約關系更加密切。考慮到日本國情及經濟社會特性,起草人認為,在英格蘭傳統消極持有不動產類型的信托中,將信托受益權主張為物權施加相應保護顯然比較合適。而對當時的日本來說,對積極投資管理型信托的需求更大,且預期未來有極大可能仍由主動管理型信托占據日本信托業務主流,其受托人對受益人的義務與第三人施加的影響并沒有很大關系,因而將信托受益權主張為債權施加相應保護會更合適。

  如果牽強地做一個類比,按照霍菲爾德的分析法學框架,任何對物權利都可以轉化為權利VS權利,其結論顯然更支持契約論。但契約論面臨的最大質疑是,如果受托人對受益人的義務并非對世物權的限制,即受益人僅為一般債權人,一旦受托人宣布破產,其名下的信托受托財產很可能無法實現破產隔離。當然,支持者可以主張對信托財產進行分別管理是其法定義務,因此財產獨立性也是法律規定的結果。但在實踐中,當金融機構作為受托人時,這種爭論意義不大,但將受托人范圍擴大至自然人,受托人未履行分別管理義務時,如何權衡受托人宣布破產時債權人及受益人的利益,將成為新的爭議焦點。雖然這些深層次理論不會直接影響信托商事實踐,但研究者不斷完善法理基礎的背后,既包含對法律判決的重視遵循,也包含對事物本源的終極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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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互鑒:大局為上,放眼長遠

  由于經濟發展軌跡相似,日本信托業發展歷程與我國信托展業過程存在諸多相似之處。一是兩國信托的大部分運用場景均集中在商事領域,絕大多數受托人為金融機構,受到金融監管部門的嚴格監管。二是兩國家族信托業務自2010年以來在數量和規模上均同步提升,民事信托開始受到中產階層甚至中下階層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三是在2000年以前,信托關系下的司法糾紛無論在日本還是中國都非常罕見,隨著兩國人口相繼進入老齡化時代,信托關系均不再局限于商事投資領域,而是滲入自然人從出生到離世、從本人延續至以下數代的財產規劃。

  此外,由于信托在慈善、福利(如智殘扶助、意定監護)等領域具有相當大的比較優勢,參考日本經驗,可以認為,即使我國不曾針對金融業資產管理業務頒布資管新規,國內信托行業也會加快進入民事領域步伐,增大與繼承、遺囑、夫妻共同財產等制度出現沖突的數量與可能性。如賬戶擔保信托(quistclose trust),其本地化程度不僅取決于信托實務需求,還取決于法院對案例的判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修法草案原本打算參照美國,增加對資產配置類型的分散投資義務,最終未達成一致而作罷。

  近期,我國不少信托公司引入多策略配置型證券投資信托(即信托配置基金型產品,TOF),信托投資 配置類型包括固定收益類、CTA、股票權益類(量化中性)等不同子基金,以期在分散風險的同時獲取穩定低回撤的收益。就其勤勉盡責義務或信義義務而言,盡管中日信托法都沒有對歸復信托或擬制信托做出任何指示(日本在最近一次修法時雖然引入了信托一般化的注意義務和忠實義務,但具體規則仍需依賴司法判例的填充),兩國法院事實上卻已按照信托法理念做出了裁判的先例。

  一個世紀以來,盡管日本信托業與中國信托業并無實質參照關系,但殊途同歸,走到最后,均以服務居民真實美好生活愿景、服務本國經濟社會實際需求為行業圭臬。在日本《信托法》頒布百年前夕、中國《信托法》頒布20年之際,立法者、監管者與從業者應站在國家經濟社會大局的高度,規劃信托業乃至廣義信托的應用場景,盡快補足制度短板,以長遠眼光而不是以少數典型案例或經濟形勢的短期變換,決定下一個百年。

  | 作者為中信信托有限責任公司 合規部主審、法學博士,德國馬普所訪問學者,師從江平教授從事信托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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